“一代不如一代”？

对“九斤老太”这样的人，我是熟悉和亲切的。我的家乡地处浙东，虽然离鲁迅先生的老家还有些距离，但是风土人情都大致差不多。我童年时放学回家，端着盛有乌黑霉干菜和米饭的青花粗碗，满晒场跑时，耳边听到最多的，是在场边上乘凉的“九斤老太”们的不平的牢骚和感慨，这其中，也包括我的老祖母。

实际上，关于“一代不如一代”，我少年时竟也有类似的想法。那时偷偷胡乱读了几本《七侠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之类的书抑或连环画，常常为英雄的豪侠之气倾倒，环顾现实，以为都是些贩夫走卒之流，村夫愚妇之辈，不禁感到沮丧，掩卷之余觉得无比失落。我的家乡是当年戚继光抗倭时招兵买马的地方，时至今日，家乡人还时为自己是戚家军的后代自豪。由于这样一段历史，民间习武成了一种很盛的风气，像我这样从小斯文好读书的乖孩子，也曾狂热地去练过扛石锁、举扛铃，并会过一套五虎拳之类。习武之风盛了，民间的以武会友切磋武艺便也十分频繁地举行，那时是一对一较量，凭真本事吃饭，任侠江湖，简直成了许多孩子长大后的理想。

但是现实总是无情地粉碎我们的梦想。我们从电影《奇袭》、《鸡毛信》上了解了一些现代战争的故事，知道一个浑身武艺、直如北侠南侠那样的人，也经不住一颗子弹的射击，愤愤不平之余，不禁对冷兵器时代无限向往，便也有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感触。

这种“今不如昔”的思想的产生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特殊性，它多少透露了一些乡村经济和生活发展中的事实，即本世纪初的城市的发展，以及由工业化带来的变革，对仍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乡村而言，并没有带来多大的福祉，耕作方式几千年一贯制，但农村惟一的商品经济形式———传统手工艺，却受到了近代工业的最大的冲击。

以我家所在的小镇为例。50年代合作社运动时，手工业联社聚集了木业、缝纫业、制鞋补鞋业、理发业、铁器制造业（即原来的铁匠铺）、白铁修理业（即用白铁皮修修补补）、刺绣业、竹编业和木雕业等等，服务的范围，大致为附近的十几个村。这些手艺人本来是个体的，有的固定在镇的街道上，有的则走村串户，图的是方便。譬如缝纫，过去江浙一带常常是上门加工，有钱人家，或因办喜事相应要多准备衣物的家庭，每年攒够了数量，然后约请师傅上门，量体裁衣缝纫一条龙服务，师傅吃、住都管，这样质量有保障（如有不适可随时调整），布料使用的节俭及时间的保证，都更为合理。但是合作化后，各路缝纫师傅聚在一起，在一个门面房里形成一个大车间，有剪裁工和车工，还有开票收钱的人，剪裁的只管量和裁，车工只管埋头做，只记工分，然后根据比值分红，这样一来，做好做坏一个样，干多干少也差不多，而且由于集体管理后有许多额外的支出，因此成本增加，工钱也比过去贵了。

那个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大约于1971年解散了，手艺人们各自回了家，迫于生计，仍然得以自己的手艺养家糊口。但是不久，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铲除自留地及一切小农经济的政策来了，我们家被勒令不得开门（因为开门就有人找我母亲做衣服，她的手艺好是远近闻名的），我至今还清晰地看见已开始衰老的母亲和无能为力的父亲，搓着手枯坐在黑乎乎的屋里长吁短叹，而我则偷偷地从门缝向外望的情景。

确实，传统手工艺是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的产物，以工业革命为特征的城市现代化终究要使它消亡，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。但是，当时农村社会形态并未受到城市工业文明的太大冲击，传统手工艺本身仍然具有活力，那些勤俭持家，从土地上直起腰来、摸黑在大灶上用秋收后的稻草烧水煮饭的农民，仍然需要这些亲切质朴的物品和手艺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以一种外力强行将它中断的方式，是残酷的，它因此使当年的农村和小镇显得贫瘠和乏味，劳作的生命缺乏鲜活的成分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“九斤老太”们是一群对生活怀有理想的人，她们对旧式生活的怀恋，似乎比阿Q在土谷祠里的将就，比闰土的逆来顺受随遇而安，总要好些。